本文汇集了我在过去十年间形成的若干法律意见。这些工作有的是为了提供法律咨询,有的是向公共机构提供法律技术支持,旨在为利比亚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使所有企业享有平等机会,避免国家机构控制并垄断经济活动。因此,我将简要审视若干部法律,讨论其中的立法缺陷。在我看来,这些法律的某些条文不符合正确的法律理解,更严重的是,也不符合其服务于国家经济战略的立法宗旨。我们应着眼未来,重视使利比亚成为不仅面向北非、而且面向整个非洲大陆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一、2010年第(23)号《商业活动法》
姑且不论这部现行法律在编排方法上的缺陷,即其超过1300条的条文竟没有系统索引,本文着重关注实体内容,指出其中主要的法律问题。以下将讨论部分在适用中构成立法或解释缺陷的问题,同时也承认该法带来的诸多积极变化:
- 立法者本可借此法解决法学传统上区分民事公司与商业公司的问题,选择统一按商业公司处理,仿效许多先进法律制度的做法:把各类公司统一称为“公司”,并一律按商业性质对待。但利比亚没有走这条路。事实上,自1985年起,包括法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已采用更先进的公司定义;法国又是经由埃及影响利比亚民法典的来源。这一定义认为,公司并非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合同,而是追求利润并承担亏损的经济事业。这种立法更新为采用所谓“一人公司”的新形式打开了道路,而利比亚法律并未朝这个方向发展。
- 该法将公司开展业务与其资本额相联系,要求资本与业务规模相称,具体由部长会议决定(第14条)。国际实践实际上并不遵循这一思路,而是依靠信用、偿付能力、监管和良好履约等其他机制。公司成立和经营只需要三个主要条件:1—在真正向所有人开放、可以通过网站查阅的商业登记簿上登记,并持续更新,以保护客户的权利和利益。2—按照客观标准建立税务档案,以保护国家权利。3—有固定地址,以保护第三方。
- 第(16)条明确规定,除非立法者以法律条文确定资本额,或者将此项权限授予部长会议或经济部长,否则公司资本由创办人决定。经济部长关于外国人参与公司以及外国公司在利比亚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2012年第(207)号决定及其修订,将合资公司资本规定为至少一百万利比亚第纳尔(第2条),似乎违反了这一规定。更严重的是,部长会议2006年第(171)号决定引入利比亚法律体系、作为外国人与利比亚人合作载体的“合资公司”,已经不在本法认可的公司类型之列。因此,它实际上已被本法第(375)条默示废止。该条允许外国法人或个人与利比亚法人或个人共同设立或加入法律规定的各种公司,除非有明确条文禁止外国人参与,并将其专门保留给利比亚人。例如,第(317)条要求,设立“塔沙鲁基亚”民事公司或成为其合伙人必须具有利比亚国籍。未来有必要开展实践研究,评估是否仍需保留这种具有民事而非商业性质的合伙公司。如果立法者采用国际惯例,通过统一的公司法只承认类型明确、彼此区分的商业公司,这项讨论便无必要。经济部长作为上述决定所规定的主管机关,继续保留合资公司的做法,与立法宗旨本身相悖,可能构成违法;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或可由最高司法委员会法律部门作出判断。换言之,要求在无限责任合伙公司的设立文件中写明合伙人国籍,或在股份公司中写明股东国籍,并非多余的立法措辞。支持这一法律解释的还有2010年立法的目的:推动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实际上需要的是少量资本就能与外国人合作。与此相反,“合资公司”制度由经济部长将最低创办资本设为一百万利比亚第纳尔,实际妨碍企业发展和增长,而且明确违反第(15)条,并隐含违反同一法律第(375)条。
- 本法第(99)条授权部长会议确定股份公司股东的持股上限或比例,无论股东是法人还是自然人。部长会议根据经济部长提议,通过关于股份公司若干规定的第186/2012号决定,延续了2011年前的同一做法:维持股份公司至少十万利比亚第纳尔的资本额,不限制法人即公司的持股比例或上限。然而,它并未同时取消或修改自然人即个人的现有限制,仍规定每个自然人的持股不得超过公司资本的10%。这既不符合国际商业惯例,也不符合1977年以前利比亚自身的立法做法。因此,需要摆脱这一阻碍私营部门发展的旧制度,让个人拥有和处分私人财产的空间更大,而不必借助虚假或不活跃的股东名义规避法律。
- 该法的另一积极之处是取消了监察机构,并允许资本低于十万利比亚第纳尔的有限责任公司以总经理取代董事会。此外,公司仅须至少三千利比亚第纳尔的小额资本和至少两名创办人即可成立。对于以股份公司形式设立的银行,第(196)条也采取类似办法,允许银行通过章程以其他监督方式取代监察机构。也就是说,利比亚商业银行可提出替代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度,例如选任利比亚中央银行的代表,或者独立机构的代表,如未来利比亚依据《金融服务法》之类的法律成立的金融监管机关。
- 利比亚仍缺少一部《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以设立独立监管机关,像其他国家一样监督金融和投资机构。这种法律应规范金融及投资服务受益人,特别是自然人,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服务提供者包括银行、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及类似机构,也涉及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经济部等公共机构。监管者应监督上述机构,而不从事任何商业、盈利或谋取自身利益的活动。2010年第11号《利比亚资本市场法》第(2)条设立非银行金融市场及工具监管总局,以及《商法》第(395)条对其作出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路。但问题在于该机构隶属经济部,削弱了其作为商业监管者的独立性和专业中立性。尤其在2012年第46号法律修订2005年第1号《银行法》后,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和经济部在投资基金及融资租赁公司的若干实际事务上出现职责交叉和利益冲突,实际导致三者成立联合委员会,协调授权以及这些投资和商业工具的设立与登记。这不符合正确的法律理解和国际实践,甚至不符合《巴塞尔协议》本身。
- 该法新增一项规定,但大多数乃至所有股份公司,特别是国有公司中的投资公司,都没有在实践中遵守:股份公司如果持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超过50%,就必须将法律形式由股份公司改为控股公司(第249条)。不执行这一规定的法律后果,可能使实行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失去赋予股东的法律保护,即股东仅在持股份额范围内承担财务义务的保护。相反,其责任可能扩大到其他财产,也就是公司以外的全部个人资产。
- 第(256)条带来的另一变化是重新界定公共股份公司的法律性质:只有在 全部 资本由一个或多个公法法人持有时,公司才属于“公共”公司。这里仅指国家以部委、机构、机关、公共部门及公共服务单位的形式持有,同时须考虑本法第(11)条。在我看来,依据经1970年第138号法律修改的《民法典》第(87)条以及利比亚最高法院1987年2月23日(23/2/1987)确立的原则,这一规则不延伸至国有公司。也就是说,如果私法主体——国家参股或全资持有的公司、私人公司或个人——拥有股权或参与出资,即使比例不足1%,公司也会失去“公共”公司的法律分类,并随之丧失公共领域财产在不得扣押、不得取得所有权、不受时效影响及不得处分等方面的保护……这是立法者为利比亚市场竞争建立更公平基础的积极进展,不同于2010年以前、包括2007年第3号《公共部门公司法》时期的状况。
- 该法的另一积极贡献,是首次在商业环境中引入名为“投资基金”的工具。这些基金仍缺乏充分的立法规范,因为除了中央银行依据2012年第46号法律发布的规定外,没有相应实施条例;对于中央银行承担这一职能,我仍持保留意见。而且现有条例也未全面涵盖投资基金的各个层面和问题。在此我想起,2009年有人请我准备并起草一项决定,由利比亚投资局与利比亚中央银行共同设立规模为二百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我将其命名为“利比亚投资与发展基金”,现称“利比亚国内投资与发展基金”。投资局的其他分支机构被禁止在利比亚境内从事商业或投资活动,而该基金获准例外开展这些活动。这种做法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相矛盾:为了营造具有竞争性的商业环境,投资局不应通过在利比亚境内投资与私营部门竞争。在中央银行总部讨论该基金设立决定草案的会面中,我提出的主要保留意见是,当时利比亚立法尚未采用“基金”“投资基金”,甚至“投资组合”这种法律形式。“利比亚非洲投资组合”或“长期投资组合”只是名称,并不能构成股份公司、控股公司、公共机构或公共机关的法律定性。令我注意的是,这两个投资组合确实都不属于上述类别:既不是公司,也不是公共机关或机构。这产生不利法律后果,因为它们没有法人资格,法律分类更接近“事实上的公司”,可能导致利比亚国家通过其所有者利比亚投资局,为这些机构的一切财务行为承担责任。我还曾向投资局建议,必须解决下属投资组合的法律地位,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没有法人资格的“资产集合”:要么将资产归入直接隶属于投资局的部门,要么将其登记为商业公司。利比亚非洲投资组合采取了后一做法,而管理约80亿美元(8 billion US dollars)市值资产的长期投资组合仍维持原状。后者只有通过利比亚对外投资公司才能在境外以法人身份行动,也印证了这一法律分析。在设立利比亚国内投资与发展基金时,部长会议2009年第(107)号决定从一开始就将其设为 控股 公司,从而避免了这一问题,无论其正式名称或通行称呼如何。
- 该法积极限制商业工具对市场的控制与支配,以及以垄断为目的的经济集团形成,根据第(1287)和第(1289)条,相关业务在利比亚市场的份额不得超过30%。然而,作为主管机关的经济部尚未通过实施机制使这些条文真正生效,其中也包括设立竞争委员会本身(第1292条)。
- 对于破产、知识产权、商事仲裁和消费者保护,立法者本应分别制定独立法律,更深入地采用国际惯例,而不是仅在本法中安排有限条文。同样,商会、工业和农业商会应被视为民间协会或行业组织,不受国家监督或管制,但审计局的财务监督除外。此外,加入应出于自愿,而不是强制要求(第1332及1331条),这样才能鼓励这些行业组织和民间协会以服务质量吸引会员。
- 这里值得提及2014年第(3)号《律师法》第(25)条。该条要求所有在利比亚经营的外国公司,在开始任何业务前聘请一名至少具有上诉法院出庭资格的利比亚律师,并在整个在利比亚经营期间持续遵守。这或许体现了同一种立法倾向:依据《商法》第(18)条,要求所有公司而不仅外国公司聘请外部审计师。然而,经济部尚未落实前述第(3)条的规定,尽管这构成外国公司的法定义务,增加其财务负担,但同时也在技术和经济上支持律师行业
在利比亚的发展。
- 第(17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超过三家股份公司担任董事,因此从条文可理解为这一限制不适用于其他类型公司。但我关注的不仅是遵守该条本身,更是落实良好治理原则。不遵守该条存在法律风险:如果董事在超过三家股份公司任职,其任命违反该条,而某项董事会决议的通过取决于他的投票,该决议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挑战。此外,治理规则应禁止公共机构、公共服务单位和公共公司的雇员,尤其是董事、总经理和部门负责人,在所属或持有公司的董事会任职。违反这些规则会使所有者机构的全部资产面临风险,并失去作为股东享有的法律保护,即失去所谓“公司面纱”(Corporate Veil)的好处。这种情况尤其应在公共公司,具体而言在国有公司和投资公司中予以消除。外国法院认为,这种安排表明所有者即国家影响公司的政策与方向,从而使董事会失去独立决策能力。国家通过任命其雇员控制公司,不论这些人的职级或职位如何,再加上某些公共公司享有的免税优惠,都可能导致公司的财务违约责任由整个利比亚国家承担。届时,尤其在英美普通法(Common Law)体系下,很难再主张豁免,或者声称其是与国家相分离的独立公法法人。过去利比亚曾在针对外国主体的若干案件中获胜,例如将国家资产与投资公司或国家石油公司的资产区分开,并阻止其境外资产被扣押。但这不意味着这一状况会持续,因为外国当事人和法院已开始仔细审查这些方面。
为避免这种后果,我们应采用挪威的成功经验,通过若干激励措施,让国有公司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主要竞争者。其中最重要的是 以立法禁止任何公职人员,不论职级如何,在公共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挪威公司的收入、工业和服务业的表现,以及其接近一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都反映了这种成功,也体现了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法律保护:我们没有看到它们像利比亚国有公司和机构那样遭遇诉讼。
在结束这部分讨论时,我想提及自己与经济部长艾哈迈德·库什利先生持续沟通的经历。我试图说服他,应向本国及外国投资者和公司传递积极信号:或者通过立法改善营商环境,或者维持现有法律地位和状态,同时推动中小企业发展。这些讨论最终促成2012年第(103)号决定,于当年5月13日发布。发布才一个月左右,它就在非专业压力下被2012年6月5日发布的第(207)号决定取代。这向外国公司发出了非常负面的信号,促使它们更加坚持以不可抗力为由不返回利比亚复工。新决定要求其在六个月内调整法律状态——一如既往只给数月,而非数年——特别是将其在合资公司的持股从65%降至49%, 而且 具有追溯效力 ,同时要求董事长必须为利比亚人,并规定决定 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甚至不等待公布 。尽管2012年第22号决定部分减轻了这些负面影响,它们仍严重损害外国公司与利比亚国家之间的信任,包括将禁止外国人进入的活动和领域由3项扩大至目前超过14项。另外,商业和投资活动条例原有一项规定,后来发布的决定中将其删除:经济部必须对设立商业公司或投资项目的申请作出批准或附理由的拒绝决定,期限为 最多15天 。如果没有基于专业理由作出答复,公司或投资项目就依法视为已经成立, 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击腐败和官僚主义 .
二、2010年第(9)号《投资促进法》
- 该法的主要问题或许在于,将外国投资项目所需资本门槛设为五百万利比亚第纳尔,而利比亚人与外国人共同参与的项目为二百万。这意味着立法没有考虑促进中小企业的重要性。此外,第(8)条授权部长会议确定生产和服务领域、外国参与比例、法律形式及最低资本。2010年第499号实施条例则采取开放性立法取向,没有限定领域、比例和法律形式。条例还更进一步,通过务实的法律解释解决了法律在商业登记与投资登记之间建立联系时引发的争议。
- 《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均未建立切实机制,规范投资者以知识产权作为实物出资参与投资项目的方式,包括如何进行财务估值以及确定其法律要求。
三、2012年第(46)号关于银行并增设伊斯兰银行业务章节的法律
- 根据修订法第(16)条修订后的规定,受2005年第(1)号《银行法》规范的利比亚中央银行,被赋予批准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和投资基金的权限,并可制定其业务规则、设立文件和章程范本,颁发及撤销经营许可,以及规定房地产融资上限(修订后第56条)。这使中央银行偏离了其作为隶属立法机关的独立机构、负责管理国家储备及制定货币和信贷政策的角色,转变为隶属政府、与经济部及利比亚资本市场同一级别的执行机关。这导致了本文前面讨论的机构间法律难题,显然不符合国际实践,也与《巴塞尔协议》本身相矛盾。
- 《银行法》第(77/3)条禁止商业银行持有其他股份公司价值超过(10%)的股份。由此可理解为,该禁令不适用于非股份制的其他公司,因为基本原则是允许持股超过10%,除非最高司法委员会法律部门作出相反的正式解释。
四、1980年第(13)号《社会保障法》及其修订
一个值得关注的实际问题是,该法赋予社会保障基金这种投资基金对该领域的法定垄断。更进一步,法律要求利比亚国家所有部门的雇员和工人缴纳社会保障费(第9条),否则面临类似税收制度的累积财务处罚;但该基金不是税务机关,而是独立机构,即投资基金。它甚至要求不在利比亚居住的人,无论按国籍法本身还是按实际情况认定,例如私人公司和合资公司的董事,也须缴费,作为批准完成在利比亚登记手续的条件。换言之,每个国家,包括利比亚,都需要社会服务,没有人质疑其重要性、必要性和质量要求。在利比亚,这体现于面向困难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的团结基金。但是,雇员、工人、专业人士或商人却被法律强制向投资基金缴费,而他们未来可能无法受益,或者本来希望向其他一个或多个养老金基金缴费,或在另一国家缴费。为什么要施加这种不合理、又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悖的强制义务?更糟的是,它也适用于外国人;如果其国家与利比亚没有社会保障福利互惠协议,他们可能永远无法从所缴费用中受益。另一方面,基金继续采用完全不公平的养老金计算办法,也令人十分惊讶:以退休前最后连续三年的全部经常性收入平均值为基础,包括工资及所有财务待遇,例如董事任职、工作委员会等收入。它实际上造成不平等和社会不公,使情况和职位相同者的养老金出现巨大差距。例如,两个人同期毕业,获得相同学术或职业资格,在同一机构一起工作,其中一人当选国民议会或众议院议员,三年或更久后可获得二万或三万利比亚第纳尔的养老金。另一位因未能幸运参选或其他原因,只能获得不超过一千或两千第纳尔的养老金。这种对许多人不公的养老制度造成不满、社会差距及中产阶层生活水平分化。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假如我曾任部长、公共公司董事长或大使,每月收入连同其他待遇超过一万第纳尔,但因健康、任期结束或其他原因返回原岗位,领取普通工资三年或以上,然后达到退休年龄,养老金便只约一千或两千利比亚第纳尔。 这公平吗? 我的养老金平均工资将按一千或两千第纳尔而非一万计算,这意味着除税款之外,我曾就8000至9000利比亚第纳尔缴纳社保费,却无法在未来的养老金中获得任何收益。
这种最后三年平均收入的计算公式,英国35年前也曾使用。由于不公平,它被另一公式取代:计算整个工作或任职期间已向投资型养老基金缴费的收入平均值,按时间以月为基础分摊。这样退休者的养老金与真实收入相符,鼓励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将部分月收入投入养老基金,避免提前退休,并增加缴费以获得更高养老金。这或许解释了利比亚老一代人为何坚持不放弃领导岗位,也可能是争夺国家机构特别是海外高级职位的隐秘原因,即使缺乏所需经验和能力也要争取。更糟的是,大多数国家及其机构高层负责人已超过六十或七十岁,其主动性,以及为公共机构和公司发展现代化作出果断、变革性行政决策的意愿和能力,均减少甚至消失。他们的主要追求是在职业生涯末期获得高额养老金,并为此进行人情照顾,牺牲专业精神,却以管理这类机构需要审慎和经验为借口。这里还应提及,利比亚2010年第(12)号《劳动关系法》把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70岁,原因或许是政治而非专业考虑:当时“明日利比亚”的领导干部尚未准备好,必须继续任用现有人员,直到培养出新的干部。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参照国际经验,重新审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与结构。在我看来,社会保障基金必须准备在未来几年进入竞争和开放市场,因为它极有可能像类似基金一样失去国家在利比亚国内市场给予的保护。另一方面,应尽早在实践中走出立法限制,寻求利比亚境外的保守、低风险投资。最后,还应设法收回利比亚国家所欠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运用经过审慎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国际经验,分散配置于不同投资类别并重新投资。
五、2012年第(36)号关于管理某些人员资金和财产的法律及同年第(47)号修正法
我为一个外国集团就融资恢复的黎波里一项已停工、价值数亿美元的大型项目提供法律意见时,注意到这部法律,因为被任命为利比亚相关机构负责人的姓名列在该法名单中。特别是第(6、7、8和9)条涉及其是否有权通过订约或放贷处分公共资金。这是一处立法漏洞:被置于财产监管之下的人不能处分自己以及子女、妻子的财产,第三方也不得与其交易或为这些行为办理公证, 但是 禁令并未延伸至 ——从法律上说—— 其受命管理的国家或公共、私人机构及公司的财产处分,除机构内部规章、国家财政法或审计局法定权限规定的限制之外,也没有其他上限。因此,与其交易仍是礼义或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2013年,我曾向国民议会立法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指出这一漏洞,希望解决该法律难题,但毫无结果。
六、2013年第(1)号2013年禁止利息法
没有人争辩利息的禁止性,尽管目前只从宗教层面加以界定,尚未明确其宗教和经济性质。也没有人反对制定禁止利息的法律。 但是 争议显然在于能否实施:必须考虑利比亚目前可用的人力资源和实际执行能力,以及未来科学、经济地落实该法所需的阶段安排,而法律对此完全没有规定。相反,它对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交易立即生效,对法人之间的交易则在两年后即2015年初生效,并具有追溯力。
在利比亚经营的银行和公司并未准备好在两年内采取这种措施、执行法律。利比亚经济体系,尤其银行业,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改革,因而将遭受 ——而且已经遭受—— 未经评估的财务损失,尤其是这部法律通过举手表决并现场直播通过……众议院随后将实施时间再推迟五年、延至2020年的措施,其效力也无法覆盖利比亚全境,因为中央银行位于的黎波里,而最高法院关于第七次宪法修正案不合法的判决在西部、可能也在南部具有约束力。
马来西亚和巴林等国,尽管建设伊斯兰金融工具基础已有二十年或更久,仍同时采用传统银行与伊斯兰银行两套制度。利比亚确实缺乏相关人才和金融工具,更应采取同样的做法。
七、2014年第(11)号设立国家反腐败局法
该局最初由2012年第(63)号法律设立,后来由2014年第(11)号法律取代,成为隶属立法机关的公共机构。但再次引人注意的是 ——而且是最近—— 利比亚媒体报道,该局作出一系列决定,以腐败为由暂停公职人员职务。查阅法律本身可知,该局并无此项法律权限,除非属于现行犯情形;即便如此,也只能由局内被赋予司法警察权的特定人员,按照利比亚《刑事诉讼法》的侦查程序采取。其他情况下,法律规定的权限仅限于:涉嫌腐败行为构成犯罪时,将有关人员移送总检察长;属于财务或行政违规时,移送行政或财务监督机关(第21条)。上述停职决定在法律上因侵夺权力而属不存在的决定。但这并不妨碍该局根据本法第(3、4、5和6)条履行其被赋予的职责。
八、2001年第(24)号关于禁止在一切交易中使用阿拉伯语的法律
该法仍然有效,尽管2007年部长会议曾就旅游领域作出例外,文物、古地区和古城及历史建筑保护法、2010年第(13)号《利比亚投资局法》,以及2013年第(18)号关于文化和语言群体权利的法律也规定了例外。应当指出,即使在2011年《宪法宣言》及其修正之后,使用英语或其他非阿拉伯语仍是可受刑事处罚和罚款的犯罪行为(本法第4条)。明显例子包括国民议会至众议院等立法机构,以及利比亚东部和西部政府的背景板、标志和印章上的英语,以及商店、咖啡馆等处的外语文字。不过,部长会议可以依据第(2)条第4款行使权限,作出决定,允许其自身和其他公共、私人机构使用其他语言,特别是英语。
九、2010年第(12)号《劳动关系法》
- 主要问题见于第(128)条,尤其第1和第2款。其要求,按照第(124、125和126)条担任行政单位编制岗位者,须具有利比亚国籍并享有公民权利,正如第(24)号国籍规定法第(1)和第(5)条所要求的;同时,除非得到主管机关即社会事务部许可,不得与外国女子结婚。这些规定涉及若干曾经及目前担任公共机构和机关负责人、大使及类似领导职位的人。其情况构成明确违法,因此他们以职务身份已作出和正在作出的决定会损害国家利益,因为这些决定存在无效瑕疵,甚至可能属于法律上不存在的行为。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因行政诉讼期限届满而免受挑战。另一方面,第三方可能依据事实公务员理论从其中某些行为受益。
- 法律规定,全职借调和派任期限不得超过四年,且仅能一次(第147和149条)。然而,一些国家雇员在被派任或借调的机构工作超过四年,导致其行政行为,尤其具有决策权者的行为,违反法律,成为侵夺权限者作出的决定,第三方因而可能据此起诉利比亚国家。借调也同样如此,除非借调人员取得部长会议延长借调期限的决定。
十、2010年第(22)号《通信法》
通过近几年提供的若干法律咨询,特别是向Google、You Tube和Cisco提供的咨询,我认识到第(6)号《通信法》因实施条例发布不足而未得到适当落实。已经发布的监管决定也只涵盖普通使用传统或数字通信方式的某些程序和许可,并不涉及使用权、进入利比亚市场的权利,或像多数发达国家那样要求这些数字技术公司在利比亚开设办事处或分支机构。这种要求可通过支出或税收为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也为依法控制信息流动及追究所谓Data即数据使用的责任提供更大空间。利比亚甚至没有一部像其他国家的Data Protection Act那样规范和保护数据的法律。最近,一些欧洲法院因这些公司滥用个人信息或保护不足而判处巨额罚款,包括比利时一法院因Facebook违反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罚款一亿欧元(100 million euros)……这些例子支持为保护利比亚个人和国家利益建立坚实法律基础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关于保护个人信息传输、于2018年5月25日(25/5/2018)生效的决定,如今已成为这些国家保护个人和公司相关信息最有力的法律防线。
十一、2013年第(27)号关于妻子和子女津贴的法律
这部法律的危险在于,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它都为国家设定了绝对、没有退出途径的义务,要求按月发放这些津贴。也就是说,任何具有诉讼资格和利益的公民,都可依据该法就未按时发放津贴起诉国家;如证明损害,还可要求赔偿迟延发放造成的损失。
最后,我认为这些年出现了偏离权利保障方向的现象:不仅不尊重法律的实施,更不尊重利比亚法院不时针对某些机构和决策者作出的判决。不过,我要强调,刑事事项以及涉及公共资金的失职行为,其追诉时效不受时间限制;最坏情况下,也可能援用道德障碍原则,同时1986年第(3)号“你的财产从何而来”法仍然有效。此外,那些以为躲在国外就能获得庇护的人应知道,利比亚是2005年《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尤其涉及公约第二十条,并已通过同年第(10)号法律批准。
阿尔·布代里·沙里哈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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